维尔德：奥提兹等着被击出拳台吧

[46]（2）立法对权利义务的分配。

欧盟注重事前的合法性基础，从原则上说，没有合法理由就不能处理数据。从效果来看，消费者这个看似比较被动的身份并没有阻碍美国信息隐私保护的健康发展。

欧盟官方和民间并没有更多考虑如何加强数据主体的自我约束，而是努力扩展数据主体的使用豁免，使其不必承当过重的法律义务。首先，仍然通过消费者身份保护信息隐私。越上面的层越靠近用户。自然人在互联网中最常见的身份就是用户。严格来讲，用户并不实际拥有其在网络上的各种身份。

这些立法建议的权利设置和法律用语都反映出欧盟GDPR的明显影响。区块链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可以提供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无需像现有互联网反复对个人进行身份验证。[26]这段讲话表明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维护着国家统一和中央的集中领导，是区域和民族两个因素的结合。

[23]国家在必要时应给予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照顾，如财政方面给予专项民族补助、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是民族自治地方共享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四、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的实施框架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理论，有助于构建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国家责任，为民族自治地方提供更清晰的权利体系，从而以法律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2]参见郑毅：《论宪法实施机制的双核化——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制为例》，《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有学者表示担忧：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成为一部不可诉的法律……法律的效力在于它的强制性，没有法律责任的法律，本质上说还不具备法律的属性。

例如，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58条规定：国家设立各项专用资金，扶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将国家给予民族优惠政策往民族区域自治中生搬硬套，甚至将国家给予帮助视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色，没有将两者分离开来思考。

关键词:  民族事务法治化。司法路径的构建要注意循序渐进，并与现有法律机制相结合。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这一唯一的内容。从发展权的权利性质上来看，发展权主要是指社会权，但发展权并没有排斥自由权，发展权还可以作为现有法定权利的兜底性权利。

[34]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自治制度实施的根本保障。文化发展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本民族特有文化的权利，具体包括精神、思想文化发展权、教育发展权和科技发展权等。当条件具备而上级国家机关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法定义务，或者不尊重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妨碍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时，民族自治地方有权请求上级国家机关积极作为、消极不作为或改变已作出的行为，为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发展机会，充分行使发展权。在新时代下，发展权指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富足，也要求政治的民主、社会的公正、文化的繁荣、生态的良好、国家治理的良善和文明程度的整体提高，包含公民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政治权利等所有基本的人权的尊重、实现和保障。

发展权的国家义务在法律范围内具有多层级性，一是积极义务，二是消极义务。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是一种民族自治地方被动接受帮助模式，而民族自治地方请求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是一种民族自治地方主动请求帮助模式。

[30]习近平主席指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从内容上来看，发展权具有多领域性和广泛性的特征。

[2]策调整虽然能够妥善解决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政策缺乏连贯性、规范性和救济性的先天劣势，难以长久地保障和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也不利于在民族自治地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广义的发展权可以包括权利面向的自治权，包含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我管理的权利需求，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选择。[17]因此，区域发展权是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而提出的一个学理概念。[21]这一实际情况是确立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理论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要求上级国家机关承担最低限度义务、积极考虑义务、选择改善义务以及消极的不侵犯义务。[22]参见前注[15]，关今华书，第157页。

学界对民族区域自治的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判断，[1]实践中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多被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问题，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多依赖于上级国家机关的政策倾斜，政策手段优先于法律手段已是不争的事实。前述向上级国家机关的请求权制度，是一种内部解决制度，可以尽量实现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沟通并解决问题，节约制度成本。

[45]民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及自治县的自治条例中几乎未见向上级国家机关请求帮助的条款，零星有向国家请求减税的规定。1949年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1939年 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在经济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成功经验，边区政府不但减轻了蒙古族的税务负担，并且给他们营业以保证，使他们不受任何损失，同时在粮食与日用品方面给他们以极大的经济帮助。[38][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

一项不具可诉性的法定人权是无法变成实在人权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可诉性的人权不可能是一项真正的法定人权。在积极义务范围内，发展权的社会权属性的复杂性，决定了义务的明确性和法律强制性的不同，至少可分为三个层次。发展权救济的核心和难点在于社会权属性部分。此次修改，明确了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帮助是一种职责，不是权利，不具有选择性，并细化了职责内容。

1984年颁布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章章名是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2001年该法修订时该章名改为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该章的条文数从13条增加到19条，并且几乎每个条文都明示或暗示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照顾、扶持民族自治地方。[42]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都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30条至第32条是关于监督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6]陈醇：《论国家的义务》，《法学》2002年第8期。该项义务是国家的法定义务，如果国家没有履行此项义务，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可以获得法律救济。

从发展请求权的内容来看，内容涉及经济建设、金融管理、生态建设、贫困地区建设等等，以经济建设方面的请求为主。简而言之，如果国家内某一行政区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严重低于国家总的人均生产总值，那么该地区就具备了要求国家帮助的发展权资格。

[16]参见郭晓明：《关于第二轮发展权复苏的三点基本设问》，《人权》2015年第6期。[3]参见李蒙：《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国情依据》，《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在宪法层面，我国1949年以后的四部宪法逐步实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目标体系的创立。1975年我国《宪法》24条第3款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的保证。[43]这种主张和要求，具体包括对上级机关的请求、抗辩和相对否决，以补救上级机关领导帮助的失误，抵御上级国家机关侵犯自治地方合法权益的可能，具有某种防卫的功能，并监督上级机关履行和正确履行这一义务。

因此，民族自治地方具体享有两个权利，一是发展权，二是自治权，发展权对应国家的帮助责任，自治权对应国家的尊重义务。《发展权利宣言》明确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35]戴小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40]国家必须以平等发展观点为原则，优先为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如果国家没有履行义务，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